《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作者是萧冬连，中国当代史研究学者。这本书豆瓣评分高达9.5，主要讲中国社会主义探索道路的成败经验，感兴趣的网友可以去买一本实体书来看。
1956年2月，苏共召开的二十大，引发等领导人“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道路的思考.并在经济改革与扩大民主两方面做了有价值的尝试。然而，这种思考和探索后来却演绎岀一场以“”和公社化为标志的乌托邦运动。其核心是双重赶超：用全民动员的办法创造增长奇迹，赶超英美；通过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超越苏联，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一种向过渡的新模式。这个运动以一场全国性大饥荒宣告失败了，它留给人们的启示是深刻的。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意义。它为各国党独立思考，探索本国改革之路，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
中国领导人开始是基本赞同苏共二十大路线的，它揭开了斯大林的盖子，对来说是一次思想解放。5月2日，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现在“我们大家可以彻底讨论所有的问题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全面学习苏联，原本是亲自发动的，在当时无另外的选择，事实上，也因此获得了诸多好处，苏联向中国各领域派岀5000多名专家，帮助中国很快走上轨道。“一五”计划是时代执行得最好的一个五年计划。但照搬别人的经验，“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据回忆，苏共二十大之前，就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苏共二十大后，更加明确地提出了避免苏联弯路，走“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不只是，、周恩来、陈云等人也都做了很多思考。这种思考大多数表现在两方面。
从1956年2月开始听取34个部委汇报，这次调查形成的想法，集中体现在他在4月做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其中5个问题讲经济关系。怎么样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是思考的最要紧的麻烦。并没有否定优先发展重工业，但鉴于苏联的教训，他提出适当调整投资比例，较多地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以适当照顾民生改善。还提岀，“二五”期间适当放慢国防工业步子，降低军事费用以加快经济建设；利用好沿海优势，办好沿海工业。这两大方针关渉对未来战争的估计，表明此时对国际局势持一种谨慎乐观的判断，估计可以争取到12年左右的休战期来搞国内建设。提出的国家、企业和个人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涉及体制问题。的基本思路是地方适当分权。他特别提到美国制度中的分权特色，说：“美国的州可以立法，州的立法还可以和联邦宪法打架，比如宪法上并没有剥夺黑人权利这一条，但有些州的法律就有这一条。似乎财政和税收方面，州和州的立法都不统一。”他说：“看起来，我们也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的分权思想来源于他的动员式发展理念，同时也接受了地方负责人的意见，不少省市领导人向抱怨，中央部门统得太死，地方上没有办事的余地。本人十分看重这篇讲话。他后来说：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做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以外，是不是能够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今天看，的思考走得并不远，仅限于发展经济的方法，没有涉及经济体制的两大核心：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这两条在当时是不可移易的社会主义原则。自己也说：“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不一样。”
在这之后，特别是在这年9月八大期间，党内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有所深化。其背景是：三大改造基本完成，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来以后，暴露出一系列新问题。比如，手工业和服务业合并过多，导致产品质量下降、品种减少，服务不周，居民生活不便；公私合营后与国营企业一样，只顾生产大路货不愿增加品种，产品货不对路；农业合作化后家庭经营减少，农副产品生产下降，过分强调一切都公有化和合作社越大越好，造成了管理混乱、收入减少、农村紧张；等等。当时有一些形象的说法，比如，全聚德烤鸭、东来顺涮羊肉没过去好吃了，王麻子剪刀没有过去快了。陈云认为，资本主义大范围内不合理，小范围内合理；社会主义大范围内合理，小范围内有不合理之处。要使两个方面都合理，就应当在国家市场指导下允许自由市场存在，没有自由市场，市场就会变死。陈云在八大提岀“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总体设想：国营和集体为主,个体为补充；按计划生产为主，市场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为主，自由市场为补充。这是一种改良型计划体制的构想，即在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机制；在公有制占绝対优势情况下，允许少量非公有经济存在。陈云的主张得到、周恩来等人的认同，在八大决议中也有所体现。
从文献看，体制问题成为八大讨论的一个热点，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商业部部长曾山，还有一些地方领导人都涉及经济体制问题。关于农业合作化体制，是代表发言谈得最多的问题。高级社“一轰而上”建立以后，立即面临管理上的瓶颈，后来困扰人民公社几十年的那些弊端，如低效率、强迫命令、瞎指挥、平调风、干部多吃多占等，其实是和集体化与生俱来的。农民最为不满的，一是失去了自由，一是减少了收入，原来要让90%以上农民增加收入的承诺落空了，不少地方岀现了农民闹退社的风潮。我们正真看到一个现象，农民较普遍的行为不是发生在加入高级社之前而是入社之后。在八大会上，邓子恢警告说，不要“以为合作化以后万事大吉”。他主张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保持合作社生产经营的独立性，“国家不要样样去干涉他们”。合作社生产经营应“大的集体，小的分散”，允许社员经营家庭副业和自留地。许多省、市、自治区党委，如湖南的周小舟、四川的李井泉、河北的林铁、内蒙古的乌兰夫、福建的叶飞、广西的陈漫远、新疆的王恩茂、陕西的张德生等人也都认为，农业合作化中存在过分集中统一、过分强调一切公有化、社越大越好等倾向。本人也产生过利用非公有经济的想法。12月7日，他在同工商业者谈话时说：上海地下工厂“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太早，“还可优先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能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在不少场合我们都能够正常的看到，领导层总要在意识形态目标与现实之间做出权衡。即使是本人，有时候也不得不向现实做某种妥协。
八大关于改革经济体制有一些新认识，但并不是要突破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当时的领导人包括、周恩来、陈云等都是计划经济的坚定信奉者，刚刚尝到计划经济的甜头，当然不会对其发生根本的怀疑，只是希望为这种模式注入一些灵活性。八大文献在所有制问题上的说法相互矛盾：陈、刘、周的报告和八大决议说允许个体经济和分散经营作补充；而八大通过的党章又把消灭资本家和个体劳动者“私有制残余”当作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志。如何解释这种矛盾呢？我认为，前者是暂时的策略性退却，后者是最终要达到的目标。八大以后，一些省市先后开放了自由市场。然而，1957年夏，当自由市场冲击国家粮食统购时，许多人提出质疑，陈云也改变了主张，随之大部分自由市场被关闭。
对于苏联式计划经济没有好感的，恰恰是。刻板的计划平衡和照章办事，与全民动员的思路格格不入。他认为，这限制了基层和群众的活力及创造性，并助长官僚化的趋势。然而，对计划经济的不满没有按照逻辑导向对市场的重视。我们看讲了十大关系，却缺少市场与计划的关系，这不是疏忽。他的思路是中央向地方适当分权，更多地发挥地方积极性，在建设一批大型骨干企业的同时，更多地发展地方工业和农村中小工业，通过发动群众运动，最大限度地动员民力来突破计划的平衡和填补资金的缺口，创造高速度。这是的工业化思路不同于斯大林的主要之点。
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种种暴行.对高层是有触动的。他们意识到，权力过分集中会带来弊端。李慎之当年听讲述：“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一段时间等人在苏美对比中，表现岀对美国政治的某种肯定。据说，对于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美、法这样的西方国家不有几率发生”。另据回忆，在《论十大关系》的口头报告中说：“美国这一个国家很发展，它只有一百多年就发展起来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很有必要注意一下，我们恨美国那个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实在是不好的，但它搞成这么一个发展的国家总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周恩来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咱们不可以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能学的。”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也说：“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所采用的一些民主比我们现在的一些民主办法甚至更进步一些，我们比当时不是更进步了，而是更退步了。”他甚至以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功成身退为例说：“这样的办法，我们是否能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呢？”可见，毛、刘、周都考虑过借鉴西方民主的“某些形式”来弥补制度上的缺陷，流露出少有的开放心态。当然，领导人从来就没设想过实行西方式的多党制和议会政治，他们是把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某些民主形式严格加以区别的。
从《论十大关系》到八大，和高层对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系列尝试，在某一种意义上说，就是对苏共二十大的回应，而且看起来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诸如，在科学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学术自由，甚至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提出中国同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万岁，派也万岁”；将《光明日报》《文汇报》和《大公报》等报纸重新交由派人士主办，鼓励派“唱对台戏”；《人民日报》扩版，报道批评言论和刊登争鸣文章；《参考消息》扩大发行，放宽获取外部信息的范围；官方发动了一场“百花运动”，动员知识界展开学术争鸣。在国家体制上提出两项措施：一是发挥人大代表的监督作用。1956年6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就是一次尝试。大会发言者多达163位，小组会“允许辩论”，会后发言“包括批评政府工作的发言”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反映出一种新气象。周恩来把这视为对“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的借鉴。另一项措施是试行行政体制改革，适当扩大地方管理权力，实行中央与地方相互监督。八大在党的体制上也做了两项改革：一是将党的代表大会改为常任制，二是设立中央书记处.增设几个副主席和一个，用意在加强集体领导。
关于个人崇拜，八大的口径是：反对个人崇拜是一定要坚持的原则，中国很早就注意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尽管这种观点并不符合的政治状况，但八大毕竟没有回避个人崇拜的问题。八大没有提思想，显然与防止个人崇拜的话题有关。“健全法制”也是八大议论的一个话题，董必武的发言最为鲜明和尖锐。他批评说，“革命的群众运动是不完全依靠法律的，这可能带来一种副产物，助长人们轻视一切法制的心理”，现在无论就需要还是可能来说，“法制都应该逐渐完备起来”。健全法制在八大政治报告和决议中都有所体现。还设想了一个以法治国的状况：必须使全国每一个人都明了并且确信，只要他没有违反法律，他的公民权利就是有保障的，他就不可能会受到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侵犯；如果有人非法地侵犯他，国家就必然出来加以干涉。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律，而我们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必须贯彻执行法制方面的分工负责和互相制约的制度。”不过，健全法制的话题没有引起广泛关注。在100多份大会发言中，很少有涉及法制问题的，甚至没有人提到1954年宪法。现在留下的在八大筹备和召开期间的诸多文字，对于国家法制未赞一词。对于习惯于人治、习惯于政策治国的领袖和干部来说，从革命秩序转到法制秩序，是一个很难越过的坎。当时，有两个说法在党内“颇为流行”：一是认为“国家法制是形式”；二是认为国家法制太麻烦，施行起来妨碍工作”。
对于提出“双百方针”，当时在国外引起很大反响，认为毛在搞自由化。东欧国家社会各界“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匈牙利的反对派甚至把引为知己。但这些国家的领导层大都担心，“百花齐放”会“放”出思想混乱来，在苏联领导层更是引起“深刻的怀疑”，赫鲁晓夫深表不满和担忧，认为是在玩火，或者是在设局。其实，他们都没有理解。扩大民主有三层考虑：一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知识分子为实现他的建设宏图出力。1956年初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其主旨是要通过调整政策，动员知识分子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要赶超世界领先水平，离不开知识分子贡献力量。说：“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单靠大老粗，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1957年初，他仍然说：“知识分子是相当值钱的，我们一天也离不开他们。”尽管他在政治上仍然不完全信任知识分子，但必须团结他们，并逐步改造他们。二是有意借助党外的批评冲击官僚机构的沉闷空气。三是希望树立一种比苏联自由、开放的社会主义新形象。然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所提倡的自由、民主，并不是基于五四宪法已经规定的公民权利，而是执政党的一个动员工具。在“双百方针”提出之日就设定了两个界限：一是“争鸣”不渉及政治问题，一是只给人民自由，不给反革命分子自由，说：“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料定知识分子的“争鸣”不会逾越雷池。
1956年，“以苏为鉴”，提岀了走中国自己道路的历史性命题，并进行了许多值得称许的探索。虽然这种探索有很大局限，没有也不可能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总体架构，但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中国的社会主义或许会有不一样的面目。然而，这种探索被一场来自外部的危机打断了，而且转了向，这就是发生在波兰和匈牙利的动乱。
波匈事件的爆发，是苏联阵营的第一次大危机，也是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危机。其实，在东欧，危机的隐患早已潜伏。1948年，苏南冲突后，斯大林在东欧各国党内进行大清洗，强制推行苏联模式，这些国家唯莫斯科马首是瞻。由此带来了两个致命后果：—是严重刺伤了东欧国家民众的民族尊严；一是造成经济严重失衡和民生困苦。只是因为斯大林在世，压住了；只有南斯拉夫，因为被斯大林开除出情报局，另找岀路，向西方开放，走市场社会主义的道路。斯大林一死，矛盾就开始暴露。1953年的东柏林事件，就是一个预兆。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苏共自己扳倒了斯大林的神像，引发了一次“大地震”，许多人惊惶失措，岀现严重分裂，波兰和匈牙利首先动荡起来。苏联领导人一度进退失据，最后用谈判平息了波兰事件，用出兵平息了匈牙利事件。、周恩来亲赴苏联和波兰、匈牙利，帮助赫鲁晓夫解决难题，这也为介入东欧事务提供了机会。
匈牙利事件震动了全世界，自然也引起高层极严重的关注。在这之前，的关注，侧重于利用批评斯大林错误的机会，改变“父子党”的不平等格局。然而，当匈牙利事件爆发后，感觉到，社会主义阵营面临整体性危险，必须站出来帮助赫鲁晓夫渡过难关，维护社会主义的稳定和团结。的转向，是从对斯大林的评价开始的。之前，和领导层就对赫鲁晓夫的一些做法感到不安，认定斯大林应当“三七开”，不能全盘否定，本人对反个人崇拜也有戒心，警惕有人把它引入国内政治，但总的倾向是赞同批评斯大林错误的。揭掉了斯大林的盖子，甚至让精神上有一种愉悦感。在八大前同尤金、米高扬谈话，以及八大期间同南斯拉夫等国代表的谈话，谈得最多的是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所犯的种种错误，以及对他本人的不信任，他借此宣泄多年积郁的心中块垒。
波匈事件后，尤其是11月11日铁托发表“普拉演说”以后，明确转向。对于斯大林的错误，赫鲁晓夫归结为他的猜疑、任性、暴戾等个人品质，更愿意把它归结为认识论问题，即缺乏经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铁托的“普拉演说”提岀了与赫鲁晓夫和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说“个人崇拜是一种制度的产物”，铁托称之为“斯大林主义”，把跟着斯大林走的人称为“斯大林主义分子”。铁托的说法，引起赫鲁晓夫和共同的愤怒。认为，这将分裂队伍，必须驳倒它。以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为标志，从批评斯大林错误转向维护“斯大林主义”，从探索改革之道转向维护十月革命和苏联经验的“共同道路”，从批判教条主义转向批判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概念一经出现，就挥之不去，对此后中国20年的政治走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当然，关注的重点还在国内。回忆：匈牙利事件对和高层的“震动太大了，仿佛中国也存在这种现实的危险”。仅在10月21日到11月9日的20天内，中央常委和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十三四次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及有关问题，往往是通宵达旦，不分昼夜。此时，国内一些地方连续发生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农民闹退社的“闹事”，增加了高层的紧张感。从波匈事件看出，已经取得的政权还有丧失的可能。关于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当时认为有两方面：一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说：“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一是由于政策失误，重工业投资过多，人民生活苦，领导官僚化特权化，脱离群众，引起人民不满。中国能否避免重蹈匈牙利覆辙，也就在这两个方面。
从来都没有放松过对阶级斗争的警惕。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上，提醒全党注意，波匈事件“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据此，有的人觉得，此时已形成“引蛇出洞”的策略；此后，动员派和知识分子帮助整风，完全是他亲自伏设的一个“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大罗网。另有研究者依据详细史料说明，此时还没形成“引蛇出洞”的策略。他发动整风运动，是真想解决党内“三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问题。从史料岀发，笔者认同后一种分析。当时估计，中国的反革命还有，但是不多了，刮不起匈牙利那样的“七级台风”。他对省委书记们说：“现在天下基本太平了，阶级斗争基本上过去了。”“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主题是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执政者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对于一些地方出现的闹事事件，并没有把它看得十分严重，认为这是官僚主义造成的，甚至认为闹事这种大民主可当作“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招呼“不要抓人”，一度认为.可以允许少数闹退社的农民退社。但他对知识分子和派的思想动向十分关注.1957年2月至3月，亲自召集思想文化教育领域各种座谈会，要求省委要亲自掌握思想动向，做思想教育工作。在发动党内整风的时候，始终是留有后手的。他警告说，如果有人“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实际上，整风的动议几个月前就有了，波匈事件促使提前整风。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线月在宣传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两次重要的整风思想动员。特别是前者，后来整理成一篇《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被一致认为是建国后最重要的著作，他本人也十分珍惜，视为理论创新。《正处》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要求执政党的干部用新的民主的方法化解社会矛盾。这相对于斯大林把一切矛盾都看成阶级斗争的观点，以及从肉体上消灭一切政治反对派的做法，是一个历史进步。然而，《正处》仍然是以政策治国，而不是以法治国。法治的原则是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守法受到保护，违法受到制裁。《正处》理论的致命罅漏，恰恰就在于它的前提，即将社会矛盾区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前者专政，对后者民主。然而，在这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模糊地带。一旦认定矛盾性质转化成了敌我矛盾，提岀的所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方法都将失去意义，重新启用对敌斗争的手段和策略就成为不可避免。不幸，历史正是按照这种逻辑演进的。
有人认为.1957年这场帮助整风的群众运动，很快越出了它的范围，“成了一场为民主自由而战的斗争”。依目前看到的材料，1957年初知识分子和派的思想确实开始活跃起来了，批评领导，要求民主自由。这一方面受到东欧事件的刺激，一方面也是发动“双百运动”营造的气氛。不过知识分子说话还心有余悸，充其量是费孝通说的“早春天气”。正是的整风运动提供了一个机会。如果有一场，它也不是自发的且必定要出现的，而是执政党自己鼓动“大鸣大放”放岀来的。放了一把火，结果烧出了他划定的边界，于是掉转方向，“后手”变“先手”，从整风转向反右，1957年的政治演进就是如此。其中决定性的环节有三个。
第一，由“小民主”转向“大民主”。发动党内整风是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党员干部不适应新的情况，不善于处理新形势下的社会矛盾。另一个问题更重要，就是执政以后党内争名争利，贪图享受，摘特权，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问题。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和都提到，要防止形成新的“贵族阶层”或“统治阶层”。这两方面问题都影响着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认为，要争取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的合作，“先要把自己的作风整顿一下，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不过此时他对问题看得不十分严重，希望釆用“和风细雨”的“小民主”方式，“下点毛毛雨，吹点微微风，通过整风让干部重新振作起来”，并没有接受一些人提出的“大民主”建议。从3月17日到4月上旬，先后到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等省市，进行整风的思想发动。然而，沿途了解到的情况是，党外热闹、党内冷淡。大多数干部对“双百方针”有怀疑,不敢放，不愿放，对党外人士的批评不服气，认为“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条闹出来的”。这种情绪在此前《人民日报》发表的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联署的文章中反映岀来，文章的潜台词就是“双百方针”有问题。现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会议召开一个多月了，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长时间不宣传，党外报纸却很热烙。很恼火，认为“让非党报纸拿去我们的旗帜整我们”，为此改组了《人民日报》，由吴冷西取代邓拓。这促使下决心提前发动全党整风，并且动员党外力量来冲击党内的沉闷气氛。据回忆：到上海看到派的《文汇报》《新民晚报》搞得很热火，而党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却按兵不动，“他就火了，就说要搞大鸣大放”。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接受了“大民主”。方式是召开各种座谈会，并把各种“鸣放”言论公开登报。影响最大的，是中央委托中央统战部邀集的党外人士座谈会。各政党机关、群众团体以及教育、科技、文艺、新闻、出版、卫生等各界也陆续召开了各种各样的形式的座谈会，号召向党提意见。虽说是的整风，却听不到党内的动静，大量听到的是来自党外的批评，有些批评的内容越出“三风”的范围，涉及党派关系、党政关系和党群关系等制度问题，以及肃反扩大化等敏感话题，这就造成某种紧张形势。“开门”整风半月余，虽然口头说党外人士所提意见多数有利于整风，事实上已感到某种危险。他特别提到，章乃器、罗隆基、章伯钧、陈铭枢等人的发言“有取消党的领导的味道”。到5月140,高层认定，整风运动中暴露出一些“右倾分子”和“分子”，预示着运动将要转向。对1956年形成的政治判断发生了动摇-1956年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现在认为阶级斗争还没结束，谁胜谁负的问题没解决。过去看起来知识分子“跟走了”，现在看，问题并没解决，一些知识分子的方向是资本主义。不过这时，他还认为党外人士的批评许多是建设性的，反动分子只占百分之几，最反动的不过百分之一，然而，运动一旦发动起来，几乎把所有批评都看成毒草。政治运动的特性就是日趋激进，更何况党内许多领导干部对非党人士的批评十分抵触.早就憋着劲呢。
第二，釆取“引蛇出洞”策略，一5月14日和16日，两次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已经明确透露岀准备反击的意向，但对党外秘而不宣。除涉及物价、外交、肃反三项，要求党报继续刊登“鸣放”言论，引出头，以“暴露其反动面目”。作为直接部署反击行动。他在5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要求各地领导人回去赶快收集们的言论，他说“现在时间比金子还贵”。高层是把反右作为一场大战来打的。《人民日报》连续发社论《欢迎非党同志让我们整风》《继续争鸣，结合整风》。直到6月8日，为中央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分子的猖狂进攻》，仍然要求“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并“登在报上”。其目的更加明确.就是要引蛇岀洞”，聚而歼之。
5月下半月，各部委、各地区、各大学、各学会都纷纷邀请党外人士座谈。这种“引蛇出洞”的策略，使更多的人卷入“鸣放”中，而且言论越来越刺激，情绪越来越激动。如统战部召集的座谈会，5月16日之前开了7次会议，只有36人发言，而此后开了31次会，发言的民主人士和工商界人士达140多人。许多人是在一再动员后才发表意见的。青年学生也开始动起来，从北京高校向全国蔓延，大字报、大辩论成为他们“鸣放”的新武器，“其言论尖锐和大胆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派和教授们的意见”：事态有向社会扩大的趋向，出现了大字报上街、学生请愿、工人罢工等情况。髙层尤其担心大学生暑假回乡散布影响。撇开极个别言论，无论是高层民主人士、大学教授还是青年学生，绝大多数人并无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想法。其政治诉求并没有越岀“社会主义民主”的范畴，他们真诚地相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可以实行民主、法治和自由高层民主人士大都置身体制内，认同领导。基于其信奉的理念，他们关于政治民主、权力监督、、司法独立等建言，大多是建设性的。即使个别人有政治企图，充其量是想增加派的发言权，绝非取而代之。至于在社会上出现某些宣泄情绪的言论，在偌大一个中国不足为奇。
然而，断定中国“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有人要推翻的政权。他得到的情报说：“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这些话是不是章罗说的，有待考证。然而，坊间确有“已开始分裂，要下台”的传言。6月14日和7月1日，先后为《人民日报》撰写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和《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两篇文章。在后一篇文章中，认定分子的大本营是民主同盟和农工，主帅是章伯钧和罗隆基同盟，他们的方针“是整垮，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由此，反运动陆续在全国展开了。7月1日，提出“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不到10天，骨干名单增加一倍，“大约8000人”。
第三，把运动引向广泛人群。反运动所以伤人众多，很重要的一步，是将运动引向各行各业，引向基层。关键的一次会议，是7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会议期间，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认定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要求用几个月时间，继续“深入挖掘”，“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会议决定“党、团、派、人民团体、工商联、学校、文艺界、经济事业机关、合作社都要整”。“工人、农民中不要提反的口号，但工厂、农村也是有的”。其间，召开书记处会议，明确问题是“敌我性质”，部署下一步运动，强调“运动要展开，每单位各行各业要展开，农村、工厂也要搞，方法不同。”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上说，现在看来，整风运动必须普及，工农商学兵党政七方面都要展开，揭露反社会主义言论，反击，大家都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迟过不如早过。青岛会议前，反斗争主要在中央机关、派、大专院校及新闻出版、科学技术、文艺、卫生等各文化界进行；青岛会议后，深入地县两级和大工矿、中小学校等基层，进入了全国性群众运动的阶段，“扩大成为全民的整风运动”。
各地纷纷重新部署斗争，发现的分子慢慢的变多。在群众运动中，各种“钓鱼”手段进一步发挥。被打成的原因各种各样，最多的是因对本单位领导不满。许多人并没有“鸣放”，或因日记被査，或因他人揭发，或因“向党交心”而获罪。地方官员借反右之势，搞争权斗争，也并非例外。由此“挖岀”的分子迅速增加。到1958年7月运动结束时，全国共划分子55万多人，与最初估计的4000人相比，扩大了130多倍。还有众多未戴帽子的“中右”分子，一些人虽未划为“”或“中右”也被处理了，伤及的人数远超于此。在这55万中，党外是主体，党内也不少。除了那些被广为关注的高层民主人士和著名文化人外，还有一个数量庞大的“小人物”群体。据有学者研究，由低层干部、中小学教师和青年学生等构成的分子占到70%-80%,其中中小学教师占比近50%。这些“小人物”往往被忽略了，他们的遭遇其实更凄惨。群众运动具有不可控和过激化的特性，而出身于工农的多数党员干部对知识分子充满不信任，对于发动知识分子鸣放更有抵触情绪，反击的号令一下达，自然是“奋勇战斗”。沈志华分析说：“同以往历次运动一样，所造成的后果未必就是原来设想的那样，但是他所使用的群众斗争的方法就必然导致如此的结果。”
反右的直接后果，不只是中国的知识精英受到整体伤害，更深远的后果在于，由此在相当一段时间阻塞了中国走向民主和法治轨道的可能性。知识分子和派集体失声，再也听不到党外批评。即使在1961年至1962年上半年的调整期，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仍然不置一词，“夹着尾巴做人”。另一个深远影响是，轻易地放弃了八大政治路线，重新强调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在八届三中全会上重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我们国家社会的主要矛盾。”解释说，八大“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表现服服帖帖；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这种解释在党内是很容易被接受的，与之前做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口径完全一致。也是认同的。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认为只有经济领域的革命，而没有政治和思想领域的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仍然不能巩固。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革命的提出，成为后来“继续革命”的理论渊薮。
